战争的起源
我们要开始讲兵书了,在正式开讲《三略》之前,我们先了解一下,战争的起源与演化历史。
说到战争,很多人觉得是非常复杂的事情。实际上,结合我们的现实生活来看,战争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比如生病这种常见的现象,就是发生在人身之内的战争。人之所以会生病,就是正邪二气的交战。
有邪气客身,人的身体不正了,这叫病。正邪不两立,当正气发现体内有邪气,于是和邪气正邪之间展开战斗,要消灭病邪。在正邪战斗中,所产生和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现象,则称之为症候。比如发烧,脓肿,炎症,打喷嚏,长瘤子,咳嗽,这些都不是病,而只是症。
国家则是放大的身体。一个国家,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弊政,这只是症,而不是病。病的原因在哪里呢?要么在庙堂,要么在官吏,要么在人民。庙堂如国家之心,官吏如国家的脏腑,人民如国家的肢体手足。国家生病了,同样也会发生正邪之间的战争。
一个国家的病,和一个人的身体的疾病是同样的道理,有外感有内伤。国君失道,脏腑不和,百姓怨怒,这是由内而外的内伤。如果受到来自外敌的侵略,使国家遭受到创伤,甚至导致亡国,这是外感之病。
之所以会生外感之病,是因为国君失道,以至于内伤在先,才会让病邪由外感趁虚而入。《黄帝内经》云:“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。”一个正气充沛的国家,敌国是无法奈何它的。
在最初的最初,人类都是不生病的。那时候的人,庄子称他们是真人,在真人世纪,寿命短的人,能活几百岁。寿命长的人,能活上千岁。那时候的国家,也都是不生病的。在夏商周三代之前,从来没有发生过朝代更替现象。
和真人相比,现在的人只能活个几十岁,就好比是假冒伪劣产品。现在人在样子看上去,虽然和真人差不多,但是在生命质量上差的太远了。
人的生命时限叫寿命,国家的生命时限叫国祚。人有天年,国家也有天年。人的天年是一百二十岁。人生病早死了,没有活够一百二十岁,这叫折寿。国家的天年,则是和天地同寿。因为天下的道统和治统,是仿照天上百分百完全模拟出来的。有天下,就有天上,两者一一对应。如果天不崩,按理说,天下就不可能亡,就不可能发生朝代更替。所谓的朝代更替,是说天下生病早死导致折寿了。
在国家从疾病到死亡的过程中,正邪之间发生激烈的你死我活的对抗,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战争。战争的起源,和人类疾病的起源,是同一时期发生的。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,最初的人类,他们不仅不生病,也不会发生战争。战争不是本然存在的东西,而是文明偏离天道,所导致的正邪之间的对抗。
什么是正,什么是邪呢?古人认为,守天道承天运是正,失天道逆天运为邪。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上看到这样一句话:“奉天承运,皇帝诏曰。”皇帝的话为什么是圣旨呢?为什么具有最高的权威呢?因为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于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,而是来自于奉天命和承天运。
上古恭行天罚的战争观
天下出现了邪气,奉天命承天运的天子,应该怎么办呢?消灭它。这跟人的身体的免疫反应是一样的。出现了邪气,马上就得对抗和消灭它。在上古时期,那时候的天子,就是秉持这样的战争观。天要人正,妄人行妖怪奸邪之事,天子必须要恭行天罚,代表天消灭各路奸邪。
如果天子做不到,他君权的权威的来源就消失了,他统治天下的合法性也消失了。天命和天运,就会转移到其他人的头上,换其他人做天子,这叫革命。
一个合格的天子,他看到害人的邪恶的东西,远远不只是嫉恶如仇,而是像身体的免疫本能一样,马上发起正邪交战。
《尚书·甘誓》中记载,启伐有扈氏,大战于甘,乃召六卿。夏启誓师说:“嗟!六事之人,予誓告汝:有扈氏威侮五行,怠弃三正,天用剿绝其命。今予惟恭行天之罚。左不攻于左,汝不恭命;右不攻于右,汝不恭命;御非其马之正,汝不恭命。用命,赏于祖;不用命,戮于社。”
我们来说说这段经文的意思。
有扈氏威侮五行,是说他乱了天文历法。怠弃三正,天文和历法乱了,自然而然的,人所遵守的天地人的运行法则,也全都乱套了,不复为正。天不正,地不正,人也不正,这是怠弃三正。
有扈氏把上帝制定的法则给弄乱了弄坏了,大家说他该死不该死?上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天爷,只有中国才有上帝,外国人不懂上帝。既然他该死,我作为上帝在天下的代理人,今天我受上帝的委托,去剿灭他的命。
既然这是上帝的命令,我们是恭行天罚,左军不全力进攻,这是不恭敬天命。右军不全力进攻,也是不恭敬天命。中军负责驾车的,如果不好好驾驶进攻,也是不恭敬天命。
顺应天命的,奋力剿灭有扈氏的,会赏功表于宗庙。如果不顺从天命,违抗天命的,等战争结束,在祭祀的时候杀死祭天。
这里有几个军事思想中的根本问题,需要仔细说一说。第一个问题。为什么天子出征要有三军。因为古人认为,上帝居住在紫微宫,北斗七星是上帝的专用车。上帝背北朝南,他的左边为东方,北斗的斗柄指东,天下皆春,天生万物,这是左军。北斗的斗柄指向西,天下皆秋,天杀万物,这是右军。上帝自己居中,北斗的斗柄指南,天下皆夏,万物达到了最强盛状态。意味着王师锐不可当,天子亲自指挥的军队,也就是中军。这是三军的来历。
第二个问题,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军事体系,一上来就是车战。因为北斗七星是帝车,上帝是驾驶着北斗七星这辆帝车来统治天上。对应在人间,天子居住在皇宫,统治天下。上帝统治天上,天子统治天下。上帝有车,天子也要有车。在和平时期,天子用车,为舆服制度。在战争期间,天子用车,则表现为三军出征的车战。
为什么天子御用车的规格是驷马呢?因为北斗七星的斗柄是四颗星,象征着是四匹马拉着帝车。
天子无论是出巡还是出征,要是连战车都没有,就好比说上帝连帝车北斗七星都没有一样。这样就太好笑,也太不合乎礼制了。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大家都不尊重周天子呢?因为他穷的连个车都没有了。
后来车战退化成了骑射,骑射又退化为步兵,天子连车都没了,国家也不进行车战,这是文明的大倒退,使得军事思想,和天道彻底脱节。骑射和车战相比,简直粗鄙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。
至于那些宣称战车起源于中亚草原的文盲学者,他们大概是想笑死猪圈里面的猪,好继承它的猪圈吧。
第三个问题,说说三军的分工。老子说:“吉事尚左,凶事尚右,偏将军居左,上将军居右。偏将军居左,上将军居右。”
我们前面说,东方主生,在战争中,左军主我方的生。凶事尚右,在战争中,右军主杀,主敌方的死。中军负责指挥。所以说,让负责进攻杀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上将军居右。让偏将军领导左军,负责防守保护我军。
第四个问题,那些把历史弄成挖坟和故事会的当代秽史,杜撰出来了那么多的伪学术伪历史。但是他们一辆战车也没挖出来,也没伪造出来,因为他们不懂战车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。这也说明,那些吹的神乎其神的中国之外的古代文明,根本都是杜撰出来的。在古代,没有车和没有文明是同义词。这些塞外之人,都是北古代中国流放出去的罪人和奴隶的后代。别说有车了,在古代中国人的眼里,他们连人都不是,和动物是一样的,动物怎么能有车呢?
我们讲完了夏启征有扈氏,再看看后来的商汤征夏桀。在《尚书·汤誓》中,商汤说:“有夏多罪,天命殛之。”还说:“予畏上帝,不敢不征。“这同样也是恭行天罚的战争观和战争形态。
尊王攘夷的战争观
恭行天罚的前提是,天子要有能够战胜并惩罚违道背德者的能力和武力。如果丧失了这种能力,即便天子想恭行天罚也力不从心。东周时期的周天子,就遇到了这个问题。
虽然周天子名义上还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,是天下共主,但是他穷的连车都没了,还怎么恭行天罚呢。
自古以来,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。礼乐是要以舆服制度为基础的,这需要大量的车,而且还是超级豪车,要配四匹马。但是周天子太穷,买不起。征伐,那就更了不得了,天子之国,得有万乘之师。这么多的战车,穷的响叮当的周天子就更造不起养不起了。
为啥周天子没钱?因为国库没钱。为啥国库没钱呢?因为周王室的财政崩溃。周王室的财政为什么会崩溃呢?因为早前和楚国打,打不赢。郑国和晋国作乱犯上,周王室也都打输了,失去了征伐的能力,还怎么收得上来财税呢。君威不足,则诸侯犯其主。心神不足,则五气犯其心。
天子名存实亡,好比说,天下之心出了问题。心出了问题,脏腑紧跟着乱成一团,天下的正气自然就虚弱了。正气虚弱,外感病邪就会乘虚而入。所以这时候,以前被中国流放出去的那些罪人奴隶的后代,也就是夷狄,他们所代表的邪气开始反攻中国。由此可见,罪人都是一代代传下去的,那是种里面带着的罪。
病邪入侵,心气之正不足以御邪,则脏腑代受。本来相当于周王朝脏腑的诸侯国,承接了来自夷狄的外感侵犯。这就是尊王攘夷。在尊王攘夷之前,天下从来没有生过这么重的病。
周王室式微,天下之心停止了跳动。这时期的天下之病,体现在三个方面。一方面,诸侯对天子的僭越。第二方面,夷狄作为病邪对中国的外感侵犯。第三方面,因为缺乏心的领导,脏腑之间出现了互相攻伐的兼并之战。
那时候的圣贤们,被这样的社会情景给吓坏了。比如孔子孟子庄子这些人都被天下空前的重病给吓坏了。大家议论纷纷,有的说这样治,有的说那样治,这就是百家争鸣。
管仲说尊王攘夷,认为应该由肝肺来代替心,团结起来战胜外感病。孔子说管仲器小,则认为应该恢复出来一颗强大的天下之心。谁来充当这颗心呢?孔子觉得文王和周公都没了,文化在他身上,德也在他身上,他可以做这颗心。可是,凤鸟不至,河图不出,上帝不发给他委任状怎么办呢?他一直等上帝的委任状,一辈子也没等到。
凤鸟不至,它到底去哪里了呢?庄子说,它可能以后都不会再来了。庄子还认为,不是凤鸟不至,是孔子德不足以配天。
天下病气乱窜,战争频仍,到处人头翻滚,这就是春秋无义战,当时的争霸兼并的战争观。这时期的战争,既不是为了恭行天罚,也不是为了尊王攘夷。而是天下的气乱了,全是乱气,乱气互相攻伐,皆不得其正,一群乱气之间再怎么打,也无法使天下复正。
从秦扫六合,到汉贼不两立
伟大的秦王,横扫六合,终于给天下这个生命,重新安上了一颗心,一颗强大的天下之心。终于,春秋战国病了几百年的天下,总算是大病初愈。
大病初愈,正确的做法,邪气刚去掉,应该是抓紧时间培养正气。而秦始皇认为,要一劳永逸的杜绝外感病,这就需要修长城,把夷狄这些病邪全部挡在中国的外面。
治好了外感,再接着重新调和作为君主的心,与作为脏腑的臣之间的关系。把封建制改制成了郡县制。也就是说,是秦始皇消灭了封建制,而不是秦始皇开启了封建制。我们现在粗鄙的考古挖坟和故事会文盲史学,恰恰把这个事情理解反了。
结果,始皇帝遇到了脏腑中伏藏的邪气的大反扑。没多久,六国余孽联合起来,又刺死了天下的心脏。重演了脏腑夺心的一幕。这是反秦战争的实质。
在这件事中,始皇帝错在太过于仁慈,他当初应该把六国余孽全部屠灭才能永绝后患。才能让这颗强大的天下之心,安稳度过大病初愈之后,正邪反复的动荡期。
秦亡之后,给天下治病的问题,交给了汉高祖刘邦。刘邦只是调和了心和脏腑之间的矛盾,把问题延缓了下去,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。后来的吕后和文景二帝,也没有实质性的解决问题。景帝杀晁错,七国之乱,同样都是心与脏腑不和的症候。
接着,汉武帝登场了。自从春秋大乱世之后,天下终于迎来了第二颗超级强大的心脏。秦始皇给天下治病,大病初愈用力过猛,结果导致天下又病倒了。从汉高祖到汉武帝,都是一直在养身子。直到正气恢复的差不多了,汉武帝才开始清算天下之邪。
要给天下之病,先得正天下。正天下,先得正天文历法。这时候,三正这个词又出现 了。
汉武帝为了给天下之病,找了个帮手,这个人就是董仲舒。董仲舒说,道是万世不弊的,也就是说道本身是不可能生病的。天下生病,是因为人失道导致的。董仲舒还说,天不变,道亦不变;王者有改制之名,无易道之实。
三正,我们前面说过,是天地人三正。也有其他的说法,认为是夏商周三正。夏启那时候,还没有商周,显然他那时候说的三正,不可能是夏商周建正月的三正。实际上,夏启说的三正,和后来夏商周月建的三正,是一个事情的两种说法。
周历月建在冬至月上,是太阳年的开始,对应的是天正,也就是建子,是太阳光照的极值点。太阳光照的改变到温暖整个地球有个延迟期,冬至之后是小寒和大寒的节气,殷历的月建在大寒月,也就是建丑,对应的地球上实际气温的极值点,这是地正。大地的气温开始回暖,到真正的形成降雨,也需要一个月的延迟期。所以夏历把月建在雨水月,也就是建寅,直接指导人民进行耕种,对应的人正。大禹治水,其实是治天文历法,而不是防洪抗险。
之所以会出现三正之分,是因为从光照到气温,从气温到雨水,三者之间的传导需要一个过程和周期。烧锅加热开水都需要要给传导过程,更何况是太阳加热地球呢。
如果我们现在用周正的话,虽然天还这么冷,可是马上就要过夏天了。国庆节的时候,学生刚开学不久,马上就要过冬天了。我们现在用的是夏正。因为汉武帝时期定正朔,制定太初历,重新使用了夏正。
月建 | 寅 | 卯 | 辰 | 巳 | 午 | 未 | 申 | 酉 | 戌 | 亥 | 子 | 丑 |
农历 | 1 | 2 | 3 | 4 | 5 | 6 | 7 | 8 | 9 | 10 | 11 | 12 |
季节 | 春 | 春 | 春 | 夏 | 夏 | 夏 | 秋 | 秋 | 秋 | 冬 | 冬 | 冬 |
夏历 | 1 | 2 | 3 | 4 | 5 | 6 | 7 | 8 | 9 | 10 | 11 | 12 |
季节 | 春 | 春 | 春 | 夏 | 夏 | 夏 | 秋 | 秋 | 秋 | 冬 | 冬 | 冬 |
殷历 | 2 | 3 | 4 | 5 | 6 | 7 | 8 | 9 | 10 | 11 | 12 | 1 |
季节 | 春 | 春 | 夏 | 夏 | 夏 | 秋 | 秋 | 秋 | 冬 | 冬 | 冬 | 春 |
周历 | 3 | 4 | 5 | 6 | 7 | 8 | 9 | 10 | 11 | 12 | 1 | 2 |
季节 | 春 | 夏 | 夏 | 夏 | 秋 | 秋 | 秋 | 冬 | 冬 | 冬 | 春 | 春 |
夏商周三正
汉武帝重新启用夏正,制定了太初历,改了正朔。接着,人要和天相对应起来,又得说到车和衣服了,也就是舆服制度。汉武帝中和了三统说和五德终始说,制定了汉代的舆服制度。我们现在的人,为什么爱车如命,爱好看的衣服如命,因为我们这个民族,真的离不开车和漂亮衣服。这是骨子里的文化本能,舆服制度是中国礼仪的重中之重。
因为没有天人相应的舆服制度,可想而知,中国之外的那些民族,在古代时期,他们都是光屁股不会开车也不穿衣服的禽兽野人。西方人只到他们所谓的近代,才跟中国人学会了穿衣服。现代人受西方野人影响,穿衣服喜欢露肉同样也是文明退化,自甘堕落为野蛮不开化的体现。
这些事情都做完了,战争又开始了。汉武帝先是通过推恩令削蕃,解决了心与脏腑的关系。又通过打击豪强,割掉了寄生在天下之躯之上的毒瘤。这颗强大的心脏,让整个官僚体系感到不安。他们过惯了僭越,习惯了脏腑夺心,享尽了压榨百姓做害人虫寄生虫的福,所以他们想像赵高和六国余孽们熄灭秦国那颗心一样,熄灭汉武帝这颗强大的天下之心。
诸侯国没有了,豪强也被消灭的差不多了,天下之病的内伤顽疾和隐患被汉武帝治好了。这些余留的邪气,为了和这颗强大的天下之心对抗,选择和匈奴这股外感邪气联合起来,一起对付汉武帝。汉匈大战爆发了。
所有的正气,天然的都是同盟者。同样,所有的邪气,天然的都是同盟者。
汉匈战争的实质,是汉武帝给天下治病,内伤的病根治的差不多了,官僚体系中的残余的邪气和外感邪气内外勾结,一起向汉武帝和桑弘羊们发起战争。
并不是汉武帝无法彻底消灭匈奴,关键是内里的邪气所剩下的这股残余病邪没有根除彻底,才导致外感之邪,一直无法根除。最后,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官僚集团,逼迫汉武帝颁布轮台罪己诏,这同样是邪气的反扑。汉武帝,这颗强大的天下之心,在奸邪们的内外夹击和前赴后继的冲击中,在他晚年的时候,他是那么的无奈和那么的疲惫。
可以说,汉匈战争的本质,是汉王朝内部的君臣之战,而匈奴只是充当了国内官僚集团的战争白手套。
整个官僚集团,既有桑弘羊这样身怀正气的正臣集团,也有对立面的那些邪臣官僚集团。文中使用贬义说官僚集团时,指的是邪臣官僚集团。这里说明一下。
从西汉的外戚专权,到东汉的士族门阀,这段时期的战争
汉武帝之后,天下正气越来越弱,天下邪气越来越强。在官僚体系的层面上,脏腑克心的一幕又重演了。在社会上,豪强这种毒瘤又出现了。随着以官僚集团为首的邪气集团越来越强,西汉的君权越来越衰弱。那颗天下之心的力量,越来越弱了。
为什么西汉的外戚问题那么严重呢?我们从星官图上可以解释这个现象。
天宫最中央的是上帝,上帝旁边是后宫和东宫太子,以及他的其他儿子们。上帝以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作为屏障,来领导或者抵御大臣。上帝和大臣构成中央,来领导或者抵御地方。地方和中央构成整个官僚体系,领导或者抵御四海八荒。
把这一套照搬到人间,也是如此。中央是天子,其次是太子和外戚,再其次是中央官员,再其次是地方官员,再其次是化外之民的蛮夷朝贡国。君权强盛,则层层向外输出领导力。君权弱,则要屏藩来自外围的层层攻击。一波又一波,永远不会停息,只到把这颗天下之心扑灭为止。
西汉外戚专权的实质,是邪臣集团的权力,大过了君权。为了抗衡官僚专权,才不得不以太子和外戚作为天子的屏藩。从吕氏到王氏,莫不如此。
王莽篡汉的实质是什么呢,是外戚和权臣的勾结。作为汉室和权臣斗争的最后屏障,王莽所代表的外戚集团倒戈向了官僚集团。王莽比较天真,认为这些官僚集团,真的会让他成为新的天下之心。还自诩为孔子再世,还幻想成为天下之心之后,能够对抗官僚集团,可见此人有多么的幼稚。
西汉末年的战争,实质是权臣摧毁了天下之心,导致天下重新陷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周天子弱君权模式。
光武中兴,则是君权与官僚、豪强三方共分天下共治天下。光武帝的横空出世,和东汉的延续,与其说是君权的胜利,其实更是君权的妥协。从汉武到光武,实际上是君权越来越弱了。这导致了士族门阀的尾大不掉。
春秋战国时期,周天子式的弱君权模式,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。果然,东汉走向了豪强四起的天下大乱。接着走向了三国并立,再接着,走向了短命的魏晋,再接着走向了五胡乱华。
从黄巾军到五胡乱华,这一段长期的乱世,和春秋战国是一样的病,都是失去了天下之心,导致天下尽皆乱气和邪气。大臣僭越君主,外感夷狄病邪,士族门阀之间互相兼并。春秋无义战,东汉之后更无义战。东汉之后大乱世的战争,实质和春秋战国是类似的。
当刘备说汉贼不两立的时候,和管仲说尊王攘夷其实类似的意思,君权名存实亡,还想以君权之名,维系着名义上的大一统,这种努力其实根本靠不住。只会走向更可怕的深渊。
天下为什么一定要大一统?因为天上是整体的,天不是分裂的撕裂成块的,天上没有窟窿和裂缝,所以天下必然也得要大一统。
从五胡乱华到神州陆沉,再到禽兽窃天下
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兼并战,他们内心里面是很清醒的,不管华夏的内部怎么兼并,内乱和外感不能互相勾结。因为外感病邪一旦进来,不仅会攻击自己的政治对手,到头来肯定也会攻击自己。
《诗经》说:“兄弟阋于墙,外御其侮。”因为封建制时期,诸侯们不管怎么内战,不管有什么利益冲突和分歧,他们毕竟都是有着很近的血缘关系的一家人。不会拉着外感病邪,来攻打自己家的人。
而在士族门阀之间,他们虽然相当于实质上的诸侯,但由于缺乏血统上的共同伦理底线,大家都只是同事的关系,反正大家都不是一家的,拉着蛮夷攻打对手,也是划算的交易。从这点来看,血统伦理,是比纯粹的政治伦理更加坚固的。
曹操带头引蛮夷入关,使用蛮夷兵参加士族门阀的兼并战,这是五胡乱华的发端。长城作为华夏民族抵御外感病邪的防护层,被曹操给撕开了。而一旦撕开,再想把外感病邪赶出去,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
东汉末年的士族门阀兼并战,实质上是郡县制政治体系中,做大做强的权臣豪族之间的兼并。封建制是基于宗法血统之上的,诸侯们一家人之间的战争。他们都是脏腑层面上的乱气互伐,区别在于,春秋战国是一家人的兄弟之间互相打仗,东汉的大乱世,则是同事之间互相打仗。
一家人之间打架,显然是有底线的,打断胳膊连着筋。而同事之间打架显然底线会更低。所以,司马懿这些人,肯定要比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们要更加无耻。
最无耻的人司马家族笑到了最后。虽然曹魏篡汉,换了颗天下之心,但是这颗心很快就停止了跳动,名存实亡。士族门阀之间的互相兼并持续加剧,永嘉之乱,导致脏腑层面的精气也互相内耗殆尽。天下作为一个生命,他虚弱到了极致。
这时候潜伏在体内的夷狄这股外感病邪,控制了天下,天下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病之中。
五胡乱华的实质,是中国内乱,导致正气消耗殆尽,夷狄作为外感病邪长驱直入,侵入了肌肤腠理,侵入了脏腑,更侵入了天下之心。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病。
医道讲,心不受邪。什么意思呢?是说一旦心受邪的话,说明屏藩在心之外的脏腑和腠理皮肤,已经全部被病邪攻陷了,最后全无防御,邪气才会侵入心中,人也就死了。如同象棋中将军叫杀杀死了对方的老将。五胡乱华,夷狄居然入主中原称帝,说明那时的中国人没有管理好天下,有负上帝的重托,把天下给弄亡了。夷狄称帝,和亡天下是同义词。
衣冠南渡的实质是,虽然天下亡了,但是文明还没亡,要保留下来希望的种子。南北朝的对峙,是邪气攻于内,正气浮于表。这时期的南北战争,实质上是内邪要消灭浮表的正气,浮表的正气要光复其内里。
隋唐两朝结束了大乱世,也恢复了天下的治统,虽然正气有所恢复,但是天下之病并没有好清楚好彻底。正邪二气交并在一起,让病越来越难治了。衣冠南渡的时候,尚且还保留着中国文化的种子。而唐代佛教的兴盛,把中国文化的种子,也和毒种子进行了充分的混合搅拌,让光复天下的种子,也减弱了生命力和繁殖力。虽然治统上扳回来了一些,但是道统上却失去了更多。
五胡乱华是亡天下,是华夷之间的充分混合和搅拌,乱的只是治统。为了保护道统,不得已只好衣冠南渡。到了隋唐,不仅治统上,华夷正邪之间被充分搅拌和混合,在道统上,也是正邪之间的充分混合。
安史之乱,就是这种正邪之间充分混合和搅拌的必然产物。就好比说把屎和米饭混合搅拌在一起,米饭早晚都会变成屎。安史之乱和后来五代十国的战争,本质上都是邪气夺正的战争。
宋朝结束了大混乱,马上面临着一个尴尬而棘手的局面。经过隋唐时期的正邪大混合大搅拌,治统和道统都崩盘了。怎么把米从屎里面挑出来,这是两宋时期的战争性质。文化上的辟佛战争,也是如此。
把一堆老鼠屎和大米充分搅拌混合,再试图把大米挑出来,必然的结果是大米放一堆,老鼠屎放一堆。宋试图把老鼠屎给清理干净,结果反而被老鼠屎把大米的地盘给挤占了。自己的米洗不干净,正气不足。对面的老鼠屎也打扫不干净,步步紧逼。这是两宋长期一直被邪气所压制的原因。
大宋王朝为什么这么先天不足,这要怪隋唐时期正邪二气的充分混合和充分搅拌,把治统和道统全部彻底污染了。大宋从建立的那天起,就是个淘米扫屎匠的命。两宋时期的战争,实质上都是淘米扫屎战。
淘米淘了几百年,不仅没把大米淘干净,反而把一缸的水全都弄臭弄脏弄黑了,整个天下都弥漫着屎的气味。邪气铺天盖地席卷了一切,神州陆沉的那一天到来了。
神州陆沉,说明治统亡了,天下亡了。文化亡了,道统亡了,种子也亡了。
天下可以以道统光复,比如夏商周三代的革命。也可以以治统光复,比如明对蒙元的剿灭。驱逐鞑虏,这句话说的就是以治统之名光复天下。因为夷狄不可以为君,不可以为天下之主。天下,只能是中国人来统治。
之前的易姓而王,改朝换代,是天下生病了之后,又通过革命治好了,天下重新和天上相顺应了,又重新正了。而神州陆沉,则是直接昏死了过去。在恶梦中沉睡了那么久,终于醒来了。有颗强大天下之心在跳动,他是明太祖。
明朝时期的战争,实质上是一个植物人,睡了一百年,又苏醒 了过来,他的心脏开始跳动,他的正气开始回升,他要反击消灭邪气。明朝中晚期的一系列战争,是这个苏醒的人,和内外勾结的邪气同盟之间的战争。邪臣官僚集团和资本家夷狄三方勾结起来,共同对抗天下正气。
明太祖既了解天下的外感之患,也了解天下的内乱之患。他不相信官僚集团,于是以藩王屏帝室。做事任用官僚集团,大家都是受雇的同事。监管官僚集团,则用自己的一家人。朱棣的靖难之役,实际上的藩王集团和官僚集团的战争。朱允炆只是个软弱而可怜的傀儡。
西汉的削蕃,和明朝的削蕃,性质还是不一样的。西汉的削蕃,天下之病在于分封,要用郡县制官僚集团打击诸侯。明初的分封,内乱的病,主要体现在官僚集团上,所以才用自己家的家人,来制衡这些官僚。
明朝深知神州陆沉之痛,为了彻底杜绝外感病邪,重修了长城。为了彻底杜绝官僚集团的内乱,对他们进行了高压管理。然而,外感和内伤,再次里应外合,毁亡了天下。神州再度陆沉。
西方人在五百年前还都是不穿衣服的光屁股野人,为什么他们会突然的步入文明呢?这要怪王阳明和徐光启。前者毁灭了经学和道统,严重消弱了君权,在文化上毁掉了天下之心,并启迪了西方的新教改革。而徐光启,则把中国的天文学,数学和科技偷偷的输出给了西方人。这两个人是孵化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最主要的文化和科技推手。把在中国熄灭的天下之心,在西方点亮了。西方人偷走了我们中国的上帝,偷走了我们统治天下的道统和治统。
明朝亡国,奴贼据华。这一次,邪气为了镇压正气的反抗,通过残暴的屠杀和压迫,通过文化灭绝运动,直接把中国人改造成了夷狄。奴贼的两百多年过后,中国人已经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了。
一边是中国人被文化灭绝,另一边是中国文化东学西渐,孵化出来了西方近现代文明这个怪物。
倭人与奴廷,西方人与奴廷之间的战争,实质上是中国文化流落海外的野种子,生根发芽,长出来了人首兽身的怪物野文明,和奴贼伪政权这种兽首人身的奴廷之间的战争,是邪气与邪气之间的兼并战。奴廷灭亡,天下进入了百年风云时期。西方红毛鬼子席卷了天下。
帝者为天上而战,王者为天下而战,仁者为人民而战。我们现在人所谓的世界大战,根本和天下无关,更和天上无关,也和人民无关。战争不为天上之正,不为天下之正,不为生民之正,就只是打家劫舍抢金子,这已经无关战争的本旨,分明就是禽兽之战。禽兽和禽兽之间的战争,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。
当这些禽兽要吃光我们的时候,在朝鲜战争中,有一颗强大的天下之心强烈的跳动起来,就像太阳拨开了乌云那样,他照亮了整个天下。
再后来,乌云又遮住了天。那些禽兽通过文化污染,把很多中国人改造了成了开门揖邪的禽兽。
未来的战争,在禽兽被彻底消灭之前,主要会表现为人和禽兽之间的战争,或者是禽兽与禽兽之间的战争。天上、天下和人,这些战争本来的目的,都被彻底遗忘了。
更好笑和可怕的是,古代的人,不能容忍邪气的存在,正气是天下的主旋律。而西方禽兽统治天下的时代,邪气才是天下的主流,这个世界不能容忍任何正气的存在。这个天下,正邪之间彻底颠倒了。
天要人正,兽要人邪。禽兽之不能容正,如天之不能容邪。这个天下,已经邪到无边无际了。今日之地球,天不正,地不正,人也不正。西方人怠弃三正,必然有一天,会有人恭行天罚。
我们经常说治国平天下,我们真的理解天下太平的深意吗?我们中国文化的最高追求,就是平天下。什么是平天下呢,古人认为,天地创造万物的本真秩序是最完美的,把一切恢复称那样,就是平天下。怎么才能平天下呢?以天下应天上,接天地正气,养百姓之正气,涤荡一切病邪,进而才能以天上平天下。万物皆正,是谓天下太平。这才是战争的本真意义。
了解了战争的起源,及其历史形态的演变,理解了战争的本旨和真义,我们才能带着正确的学习目的,来理解和领会中国古圣人的兵家之道。
我们前面讲身体之病,国家之病,和天下之病,都要用战争来治理。这些是比较典型的狭义的战争。广义的战争,则无处不在。所有存在对抗的地方,存在正邪的地方,都存在战争。结果或成或败,或荣或辱,或盛或衰,或存或亡。神有所不能明,要与之战。思有所不能达,要与之战。气有所不能通,要与之战。事有所不能理,要与之战。接之应之,以正和,以奇胜,邪去正兴,则万事皆理。
2019年2月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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